重罪者还能投票吗? | 关于政治权力的思考

佛罗里达州对于犯重罪(felony conviction)的人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就是不能投票。今天的planet money的主人公Angel因为青年时持枪抢劫,12年后刑满释放,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投票权,并且佛罗里达有一百六十万同样的人无法投票。

于是在监狱里自学法律的他决定做点什么。虽然知道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推翻这项持续了150多年的法案几乎天方夜谭,他还是决定把这件事讲出来。

Angel四处游走、发声。他查阅到有研究表明,有犯罪记录的人们在行使过政治权利后,再次犯罪的几率远远低于平均值,因此重赋这一人群政治权力是很能促进社会改变的。他向法学院的教授发邮件、联系无数公益领域的律师。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会给人第二次机会的国家,政治权利也是一样。

其中艰辛太长不表,总之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把这项法案搬上了修正议会宪法的投票桌,65%的佛罗里达选民为这项第四修正案投了支持票,这项法案被通过了。


但Angel还来不及注册投票,就发现修正案本身虽然通过,共和党人却设置了许多绊脚石。

我们都知道法条是死的,但如何诠释法案则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这个修正案本身说,felony conviction刑满后可以恢复政治权利,但如果你是谋杀案的罪犯,则无法恢复——谋杀有一级二级三级谋杀,应该按哪一级实施呢?

还有一个最隐形、却也最一刀致命的解读:法条里说,刑满释放后即可以恢复政治权利——什么叫刑满(finish all terms sentences)?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刑期结束了,出狱了嘛。但是共和党人说不对,finish all sentences不光意味着你蹲完了监狱,你还得把各项大大小小的罚款都交了,全部交清,且拿出付款收据,才可以去投票,否则你就又触犯了投假票的重罪,又有可能进监狱。

这样一来,没有人敢去投票了。首先,很多刚出狱的人是没能力付清所有罚款的。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工作,只能从非常入门的简单工作做起糊口,往往再需要很多年才能付清罚款。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假如两个人犯了同样的罪,刑满都出狱了,决定他们能不能投票的唯一差别就是谁有钱能付清罚金?这个规则当时得到了很多公众人士的公开反对,乔丹、勒布朗都为这件事捐过款,基本就是帮你付清罚金,然后你去投票。

除了金额大小,佛罗里达的法律系统还极其复杂。你被发了钱,可能需要给这个县法庭交罚款,又要给州法庭交手续费,还要给法庭派的公益律师付工资,这些系统并不相通,你即使有钱都不一定能把钱交对。一旦你差了某个法庭的1美元,boom,你不quality投票了,你去投了票,你就是联邦重罪。


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在大选前修改这一实施案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佛罗里达有案底的人近半数是非裔,非裔又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么这么一小改,这一百六十万本有可能去参加投票的人,难说还有几个能冒着重新入狱的风险坚持投票。

这让我想起去年看Hasan Minhaj的脱口秀,他也说到,2016年大选的时候,红州的共和党突然给选举计票加了一个规则:你的选票信息上有任何、任何、任何一个微小的拼写错误,你整张选票就作废了。这个规则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你仔细一想,什么样的姓名容易被拼错?John Smith还是Akashaya Gomezarilla?非裔和拉丁裔的长拼写让他们的选票更可能出现拼写错误,而这样一个小规则就把他们的选票直接排在门外。


尽管困难重重,Angel还是去投票了。他觉得他失去了20年的政治权力值得他用任何代价来争取。于是他给佛罗里达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法律部门打了上百个小时的电话,终于挨个问清楚自己有没有欠款,并坚持让每一个法庭出具证明。最后他手里捏着一叠收据,才发现自己不但没有欠款,反而还多交了钱——他终于有合法身份去投票了。

投票开放的时候,他带着全家六口人开车早起去了投票站排队。从小流浪在街头的他,兄弟姐妹也有过犯罪记录,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过票。

Angel说,我们这样一个六个人的大家庭,没有一个人有权力去决定谁来管理我们的政府,谁来为我的生活制定规则,谁来成为我的国家的领导者。今天我们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去planet money听听原文,总之我听到后来真的热泪盈眶。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实施自己的选举权,付出了太多难以想象的努力。

还有几天就要大选了,最近无论在街上散步看到后院里的党派牌子,还是这几周连续刷屏的i voted小贴纸,我都能感受到选举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重中之重,它的公民也因为能参与这件事而觉得自豪。反观自己长这么大,我对“政治权力“这四个字的印象,空洞如一张白纸——话就说到这里。

另一个感慨是,非黑即白是小孩子的试卷题,生活则复杂和模糊得多,而人性,则是我们决定是否在这片灰色区域里驶向共情的一方。我们该如何解读一项法律?如何决定是否支持某一个群体?是否只是挥旗喊口号判定对错,还是真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导致这个群体作出这样的“错误”决定,究竟有没有结构性不公的原因?

以最近关于家庭妇女的讨论为例,在简单站队“家庭妇女就是社会累赘”或“没有家庭妇女整个家庭就要崩溃“的对与错之外,是否可以更深一步思考,是否女性更难在职场获得晋升、因而更容易在婚姻关系中放弃职业发展?女性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妈妈就是应该更顾家”的洗脑,是否更隐形强迫女性回归家庭?

更深一步想,我们在今天作出的任何支持或反对一个群体利益的决定,都会成为未来实践者进步的基石。律师会引用历史判决案例,政治家会将区域趋势推广到整个国家,因而任何蝴蝶展翅的抉择,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起历史的风暴

无论是否享有政治权力,请对任何关于社会公平的行动慎之又慎——你的反对可能熄灭一个群体上升的希望,但你的支持也可能星火燎原,让黑夜向黎明的方向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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