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新年的第一次咖啡馆之旅,多半带着点半“胁迫”半阳光晴好的意味。和伴侣有隔夜争执,醒后窗外晴空万里,与其打断对方正在兴头上的游戏,不如外出自处。

点了Chai Latte,喝在口中比寻常的chai辣许多,反倒是中和了疑似新冠带来的咽喉痛。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城可步行抵达的咖啡馆里却只有这一家营业,我从未来过这里,进来后却发现宁静舒适得很。Cashier小姑娘笑容亲和,后来又来了另一位服务生,两人则有说有笑地斗起嘴来。店里还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人,都只对着电脑敲字,无人聊天。氛围可爱极了。

新年在芝加哥的酒店里度过。伴侣提前订好了比我们平日住的上一档次的酒店来庆祝跨年,并计划好跨年时去河边看烟花,奈何他一抵达芝加哥就开始发热,新年那天更是烧到意识不清。这样的状况当然比一年一度的烟花紧急地多,我们就这样在病榻上过完了2021的最后几小时。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凑在他耳边说,“新年快乐”。

他含混不清地说,“新年快乐”,转身抱住我,滚烫的身体小小地灼伤了我的一片皮肤。

少女时写过很多对爱情的畅想,这样的瞬间场景应属浪漫,但遇到他后则意识到是自然而然,晨梦未起翻身间的呢喃罢了。和他在一起的一年多,从未分离过24小时,呼吸间都充斥着此前求而不得的亲密和温软。司空见惯后不再觉得新鲜,但写出来才发现,如今过的正是从前梦寐以求的生活啊。

或许是,又不是。我们探讨婚姻,发现无法找出这一结缔在法律意义之外的价值。有朋友开玩笑说,两人收入差距很大(他夏天就要去湾区工作,我还在读博,他的工资是我的近十倍),结婚报税可以少交点钱。但又有朋友接到,税钱或许省了,离婚时可是一大桩麻烦事。

听时觉得刺耳,后来又觉得只是难听的实话罢了。法律和爱情绑在一起没有意义,但世俗意义里婚姻却是爱情的目的地,是带着镣铐跳舞的bittersweet。或许为爱情寻找意义就和婚姻一样,本就是沉重的镣铐和神经的温软,没有如何取舍,也没有答案。

话音未落,咖啡店结束营业了。我带着一杯来不及饮尽的Chai,又漫无目的地走入冷风里。

肉沫子

前几日读白先勇的《台北人》,里面讲到富家小姐下嫁,过上了洗衣做羹汤的生活。他只写了一个场景:“从前锦衣玉食的小姐,如今也每日两三个小时对炉撇起了肉沫子。“

我读到这句,恨不得拍手叫好。但这样的场景再早个一两年,我断也是读不出其妙处的。

洁净的厨房是现代生活方式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新鲜的食材、漂亮的锅碗瓢盆,举手投足尽是优雅。但真实生活里为生计备菜的狼狈则隐去了:生肉的血沫溢在锅台上,家庭装的生肉不分装便五六斤通通冻在一起,耐着性子分装了,解冻早了迅速腐坏,忘解冻了便要依仗微波炉,一转神过了头,拿出来一袋塑料焦坏的熟肉。这样的琐事上不了台面,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处理。

爆炒的快意和阖盖慢炖的诗意徐徐动人,但台上一分钟却是台下手忙脚乱的十年功。葱姜蒜要切好,剥蒜切碎也耗人性子;炖肉要撇血沫,生滚灼人的灶台前一站就是十几分钟,且要耐着性子一点点瞥去如错字般飞溅的浮沫。

下厨是表达爱意的方式,但我之前总向阳春白雪的方向想,是摆盘雕花,是便当盒里挤出两蔬一肉的紧凑机灵。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下厨之所以和爱意同台,是因为大概只有令人昏头的爱意才能让人熬过灶头的百无聊赖和水槽前的手忙脚乱。且爱意并不总有好结果,或许是一盆哭笑不得的清汤挂面,调料熬香和小火慢炖魔术般失去效用。厨房里孤独的时光(没错,厨房里总是孤独的)并不一定有意义,有今人斥古人反智磨洋工之嫌。

但这又岂只是下厨的窘境,不如说是生活的常态罢了。万事俱备的高光时刻转瞬即逝,背面则是不断自我怀疑的烟熏火燎。再年轻一点的时候身份少,小组长也是天大的角色,有钻营的苦恼,但就像奢侈可用两三小时线性备一道菜,心无旁骛,只是因为想吃而已。如今的身份没有比小组长重多少,但层层叠叠套在身上如蚕蛹,又要化蝶,又要异想天开,最后只蹒跚避开了恶鸟扑食,绚烂天光太远,生存竟然还要踉跄地凭一些运气。

拿去闲情雅致之后的生活的真面目实在无趣,无趣极了。

我的和巨吵邻居+房东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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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娜塔(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808108047/

地里那篇和邻居+HOA撕成功的芝加哥房主,和我自己的经历简直不能再相符。

同样的被Karen霸凌、被房东和稀泥、找过律师和心理医生……但我的案例是bad ending了,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反例吧。

我和男友2020年8月搬入现在的公寓,是一个两层的house分割成4个unit的condo,我们住楼下。

刚开始的半年真的特别美好。房东是个40多岁的中年白男,我们一搬进来就送了我们downtown一个很热门的餐厅的gift card。我们房子一有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换灯泡通下水啥的,基本不是当天就是隔天到。记忆很深刻的一次是冬天厨房下水管被油脂堆积堵了,他也是二话没说帮我们通了半天,走的时候衣服上都是油,还很抱歉地说没修好,明天让专业水管工来。

我也很喜欢房东,圣诞的时候还烤了姜饼小人送给他们——这些经历都让我在后来决定付诸法律工具时严重怀疑自己,觉得房东这么好,是不是我太多事了,如果起诉会让对方伤心的吧?

再说说当时的邻居。我们楼上的邻居是一对grad students,我们搬来第二天其中的小哥就主动打了招呼,还特别认真地确认了没把我男朋友名字读错。

小哥特别抱歉地说他们家现在有两只猫,晚上有时候会跑酷,不知道有没有吵到我们,如果吵到了立刻发短信给他就行。但我们当时好像真的没听到啥响声,就偶尔有东西跳一下,也就是响一下,不会有动物在房间里疯跑的情况。

剩下的两个邻居是在我们之后搬进来的,楼上是白人爸爸带着两个小姑娘,楼下是一对couple,老吵架砸东西,但和我们见面每次都很和善地打招呼。他们两家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就不讲了。

2021年2月,楼上搬来了一户新人家,也是我们噩梦的开始。

我们只在停车场和楼上这户人家打过照面,有一次在mail room碰到了男主人,我打了招呼,还准备介绍一下自己、问他们刚搬过来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对方抬头看了我一眼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后来还跟我男朋友讲,男朋友说可能急着上班没听到吧。

但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到过他。最后一次是4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咣咣敲门,我很紧张,问是谁,对方说你定的doordash到了,我一脸懵逼,但不开门对方也说不清楚的样子,就很紧张地开了门。对方拎着一箱啤酒,我说这不是我们的啊,说了大概几分钟的样子,楼上的男生跑下来说“啊呀是我点的”,然后跟我们说了个sorry就回去了。

从他们一搬进来开始,不绝于耳的噪音就没离开过。先是有人在家里疯跑,一跑起来就十几分钟、半个小时,我们的房子本来就很老,木地板咯吱咯吱,但楼上是确凿地在疯跑,步伐特别快特别重的那种从阳台跑到客厅,循环往复。

然后就是小孩的哭声,这点其实不怎么烦我,一是因为哭声其实没疯跑声那么响,二是因为我理解小孩子就是会经常哭。但楼上有时候是让小孩一整个下午那么哭,不知道是大人不在家还是怎样。

疫情以来,学校都是上网课,我好几次zoom meeting在讲话,被楼上的巨响打断。后来我就给房东发了邮件,说如果可以提醒一下楼上就最好了,房东也很快回复说好的,会让他们小点声。

但,屁用没有。

这里的屁用没有不仅仅是指噪音没有减缓,而是对方没有一次跟我们说过“房东跟我们说啦/不好意思/家里有小孩和狗但我们会注意的”,有一次停车场一前一后去开车,对方见到我们就立刻车门一关把车开走。

我之前在纽约州的时候,也住一个联排别墅的二楼,我和室友有时候会在家运动、跳跳舞啥的。结果跳了两次楼下就贴小纸条给我们了,语气很沉稳地说“你们走动、跑跳的声音有点大哈”,我们赶紧回信道歉+送了一束向日葵到门口,后来也再没在家里跳过。

还有一次是隔壁有个印度小哥总在家大声打电话。我们墙壁太薄了,好几次之后我也写了个小纸条过去,结果小哥也是立即回信道歉,以后偶尔也能听到他打电话,但能感觉到有压低声音,也就相安无事。

但楼上的住户,一丁点儿反应都没有。我们3月、4月的时候,各给房东发过邮件反映情况,4月底我给楼上写了小纸条,至今为止语气都很和善,“we understand…/it would be great…/we’d appreciate it…”这种句式。

还是没有任何回应。甚至我有时候感觉楼上疯跑的时间增加了,无论是小孩还是狗,都是疯跑十几分钟起步,没有任何大人干预的意思。

这个疯跑声我过了几个月想起来,还是觉得心有余悸。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巨响(我测过几次,轻松80分贝),而且不是预料之内、持续的,就是现在突然咚咚咚几分钟,消停一会儿,再咚咚咚咚咚疯跑。我被这种声音已经折磨到根本没办法持续工作,有好几次实习的时候在跟客户开会,说一半咚咚咚开始巨响,我都会心跳血压剧升,好几秒没办法讲话。

5月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和房东提了要提前搬走。

我们的合同是2020年8月1号到2021年8月1号,一开始付了押金+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房租。房东也各种表示抱歉,然后说“尊重你的选择”、“我就是希望你们开心就好”,但又说最后一个月的房租已经付了,所以我们起码得住到6月吧blabla,到时候再谈也行。

我当时确实有点被他的糖衣炮弹糊住了。后来一想,如果我六月再搬,8月又得搬一次(新房子不可以提前搬进去),我们也的确还没找6月的房子,这样一来一回又折腾不少时间,就和男朋友商量说,那就算了吧,再忍三个月。

这三个月一如既往地不好忍。

夏天到了,楼上的疯跑愈演愈烈。我们在意识到和平交流没有用的情况下,开始在对方疯跑五分钟以后就拿扫帚敲天花板。

一开始的确很有用,敲了就消停了。但我讲过,我每次这样敲,其实心理压力非常大,一是我很讨厌这种not civil的方式解决问题,二是我并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反应——如果他们下来砸门呢?如果他们根本不管,继续跑跳呢?

这么大概敲了几次,有一天我在厨房做饭,楼上疯跑声达到峰值,我做完饭都一点好转的意思也没,我就继续捅了几下天花板。这一次楼上没停,反而传来几声跺脚的声音(这个声音很好笑,就是你能感觉到是成人在跺脚,但其实还没平时的疯跑声音大)。然后继续疯跑。

我:?继续敲天花板

然后过了没一会儿,就开始有人砸门了。我这里说砸门绝对不是夸张,就是你们知道UPS敲门一般都比较响了,但这次的砸门大概有平时两三倍,砸到我客厅里的钢琴都开始嗡嗡响。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男朋友当时在房间里睡觉,我说咋办啊我要开吗,男友说他也不知道,问我你想开吗,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用理。

(这一段我们后来吵过了。)

我后来还是开了。楼上的Karen站在门口,说“你在敲什么啊?”

我:你们今天从12点开始就非常吵,影响到我们生活了。

K:我有一个小孩、一只狗,他们都不听我的啊,我有什么办法?

我当时被这个逻辑打蒙了。我甚至还想了两秒怎么帮她管狗和小孩,可问题是我是你小孩的干妈吗我为什么要管这个啊??

我:我们之前就提过了,如果你可以保持卧室这边的安静也可以,我们都是在卧室休息+办公的

K(我话没说完):我小孩的卧室就在那边,没办法保持安静。

我彻底懵了,那谈个屁啊,basically你上天入地搞一堆噪音,然后你的解决方案是让我忍着别敲了。我当时真的是宕机了,还是说:我们现在都在家办公,你们的噪音确实很影响到我们

K(又是打断我):我也在家办公

(关我屁事啊!!!)

然后K又说了一堆“我爸妈很快就要来,你们不要再敲了”(关我屁事啊!!)、“你们每次一敲,狗就会疯跑,this is exactlywhat you complained a lot about”(所以我不敲的时候你家狗就不跑了吗)的阴阳怪气金句,我当时已经内伤到说不出话来,翻了个白眼就把门关上了。

我知道,大家看到这里应该也觉得很憋气(对不起),但我当时真的就是语言限制+还有一点对方是来好好沟通的幻想,除了很包子地说“你们很吵”,一句狠话也没撂出来。

Karen一回去,我就跑到厕所里哭了一场。我真的觉得太委屈了,我来美国四年了,好像都是在学校的bubble里保护得好好的,无论是我吵到别人还是别人吵到我,都是和和善善解决了,甚至邻里关系还加分了。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直到昨天看到Chicago夫妇的那个帖子,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课本级的白人的entitlement吗!

我有狗,狗不懂事会在家里疯跑,所以你作为人类你要理解、要忍让;

我有小孩,小孩不听话会在家里蹦地板、狂奔,你作为成人你要理解;

狗和小孩诶,most beautiful creatures on this world,你怎么还好意思来抱怨呢?

我后来想过好多次,如果Karen一家一开始能跟我们说一句“真抱歉,我们会尽力减小声音的”,我可能就真的没那么气。楼上的噪音后来逐渐已经让我PTSD,一听到就会freeze在原地,好几分钟才能回过神来。

Karen砸门之后,我再听到邮递员来敲门都会panick attack。那一周我特别特别害怕出门,但呆在家里听到楼上的噪音更难过,不知道该继续砸墙加剧矛盾,还是忍气吞声就这样算了。

与此同时,我和房东说,我们需要立即搬走,我已经和你沟通过很多次了,我需要你兑现承诺,退回我们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这个时候房东的糖衣炮弹也破裂了。房东一改之前“无论怎样我都支持你、我只希望你们在这里住的开心“的态度,先是扯了一堆他马上要卖房子了,新房东可能不同意,又说自己没办法接受还剩一个月时退款。

我意识到:果然都是business。

思绪稍微清楚一点之后,我开始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查阅相关法律规定。从啥都不知道google开始,再查到这个专业名词叫nuisances,再顺着这个词查到州法律里Chapter 391里有明确要求,日间80分贝、夜间50分贝以上就违规(don’t quote me on this,不同州要求不一样,我找不到原法条了)。我就开始记录楼上的噪音。网上下了测环境噪音的APP,贴在天花板上,轻松记录到几个有着时间、地点、分贝数标记的录音。

第二件事,开始了解如果要起诉,有哪些方法。我搜到我们county有一个small claims court,就是你不需要律师,就可以自己提出诉讼,一般是经济纠纷。开庭一次$125,你赢了对方付这个钱,但如果你决定雇佣律师,对方并不一定能付你的律师费。

我联系了我们county的法律援助,写信说明了我的情况。对方回复很快,“我们不提供起诉的援助”。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联系律师,因为印象中律师真的是太贵了(芝加哥couple的这个案例让我看到了一丝曙光!4个小时竟然就能bill完)。

一筹莫展之际,我去和一个姐妹吐槽,她提到“可以联系你们学校的legal aid看看,一般这种学校的律师很有经验。“她说自己当时因为疫情要回国,但第二年的lease很早签了,她也很努力地帮房东找sublease,但那个时候学生都在回国就真的没找到。然后她和室友跟房东说押金可以不要了,结果房东狮子大张口,要6个月的房租。

她也没抱什么希望地问了学校,结果学校的offcampus living有律师,二话不说就起草了一封邮件让她发过去。结果房东就怂了,恶狠狠地说了几句“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回美国”之类的,就也没有继续追着要钱了。

姐妹的话引出了我做的第三件事:联系学校的律师。当然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我先跟off campus living写了信,结果我们学校的这个部门并没有legal aid,但他又把我介绍给了dean of student services。这个部门是有法律援助的,但需要写一个比较长的application等待回复。

大概就这么等了两周多,我终于和律师打上电话了。

律师是一名女性,同时也是我们county的检察院公诉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翻),看照片特别美、特别干练的样子。电话接通后,她的声音很中性、但说话快速又清晰,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莫名安心了许多。

律师姐姐听了我的情况,很快给出了几点建议。

1.收集证据,录音很好,越多越好,和房东早期沟通的邮件信息都要留着(这个很重要)。我之前还觉得这种事是不是打电话比较诚恳,打过几次电话,但这种时刻文字最重要;

  1. 报警记录可以当作证据,但“别人”的报警记录更佳。法官有可能觉得你自己的报警记录是偏颇的,但如果你恰好有其他邻居的报警记录那就最好了(当然我这个不适用)
  2. 如果起诉,对象应该是房东,而不是楼上的Karen。因为你的租赁合同是和房东签的,他有法律义务向你提供安静、宜居的环境。房东可以反咬你一口说你故意break the lease,所以你需要提供证据,比如经济损失(因此需要临时租房)等等。

律师姐姐还提到有一个判例,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要求提前结束合约,因为房东老停水😂,但房东就说偶尔停水很正常啊,因此要求学生支付剩余时间的所有房租。一上庭,学生就拿出短信记录,一看,房东这个月停了20多次水,法官立马就判学生赢了,一个月停20多次水算什么正常生活?

律师姐姐没有建议我上庭或者不上庭,反而把两边的利弊都摆给我看了。利就是我的确有很多证据,弊是上庭的确很花时间精力,而我8月lease就结束了,可能也最多只能把剩下一个月的房租要回来。

和律师姐姐的沟通,是让我觉得特别empowering的一个过程。她特别冷静,摆出来的事实不是判例就是法条,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应该吃了哑巴亏就走的事,给我了一些诉诸法律的现实步骤。但与此同时,她又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她也会提出建议、为我的时间和精力考虑。

其实还有一件可能算不上直接行动、但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事,就是寻求心理咨询帮助。

我之前没有任何counseling的经验,因此走了一点弯路,直接去校医院约了医生。医生给我做了量表,觉得我当时已经有了焦虑症,所以给我开了抗焦虑的药。

但当时的我有很多工作,医生也提到如果之前没有吃过抗焦虑的药,一开始吃时身体会有一个长短不定的适应过程(比如头晕、头痛等等)。与此同时,我当时可能更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和我聊一聊可能有的选项。

很幸运的是我们学校竟然有一个用中文工作的咨询师。第一个session主要是我在讲,我讲了大概一小时里的百分之80,咨询师询问了很多我的感受、会不会有其他潜意识里的原因等等。

我提到感觉很挫败的一个原因是,这件事过去之后,我没有办法move on,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有点像惊弓之鸟,楼上有任何响动都会特别剧烈地影响我的情绪。

她说,因为经历了这一次冲突之后,你可能已经不觉得这个公寓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了。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在这个生理状态下,再跟你自己说“不要想了”、“不要害怕”其实是低效的。

咨询师姐姐又问我,在过去的一两周里,有没有什么让我感觉比较安全的做法?我想了一下,好像像是惊弓之鸟呆在家里、似乎在等着下一次噪音。这种时候我就很想逃离家,哪怕躲在车里也好,这样就不用提心吊胆等下一次地震了。咨询师姐姐就说好,那下次可以这样试试,或者看看学校有没有合适的自习室,离开家一段时间。

我说,可是我心里很难过,明明破坏居住环境的人不是我,我却要被bully,还要选择吃亏,我真的很难咽这口气。

咨询师姐姐说,我理解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有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忍气吞声。比如说我有些时候接到一些遭受家暴的妻子的来电,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去劝她和施暴人理论、复仇,而是需要先使她离开这个遭受暴力的环境,先把她解救出来。

咨询师姐姐继续说,你的情况也是这样。你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已经受到了损伤,所以当务之急是把你从这个环境里解救出来。

我觉得和律师姐姐的empowering相比,和咨询师的交流过程带来的更多是validation的感觉。咨询师还注意到我说Karen时,没有提到自己受到威胁(比如对方是一个壮汉、对方拿着枪),但依然很不愿意回想到这一幕。她说,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反应,因为即使她没有对你造成明显的威胁,你依然可能因为对方非常aggressive而产生逃避和恐惧。

第二周复诊的时候,我的情况好多了。但我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我的脑子里还是会不停重放这一幕,重放时我可能会在心里大骂对方,或者撒气般地捅天花板。但每次从重放里走出来时,我又觉得懊丧极了,自己还是没有改变现实、反而沉浸在loser的复盘里。

咨询师姐姐说,重放不是懦弱的表现啊,反而是一个给你力量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你逐渐直面给你创伤(trauma)的情景,那么对你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不过要注意尝试不要责怪自己。

现在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我们去学校自习了一周,开车去南方roadtrip了十几天,现在已经七月底了,我们还有十天就可以搬去新公寓了。

可能让大家失望了,这个故事没有地里那个故事那么解气和顺利。从事实上来说,其实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这个做法的考虑在于,我们的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搬走了,且即使在small claims court我们有一定胜算,但其中所牵扯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尚未谋面却给我极大力量的律师和咨询师,我男朋友也算给了我很多力量。

冲突发生的那天他没反应过来、冲出来陪我,我非常非常非常难过,但也理解事发突然事出有因。在之后的每一天,无论我被一小点响声搞到神经紧张,还是去看医生、报警、咨询律师,他都积极地陪在身边。

我觉得最感激的是,他没有一次说过,“有多大声啊,忍忍就过去了”,或者“我没觉得很吵”。后来的每次交涉(包括报警),在跟我快速确认后,他毫不犹豫就去做了。

在我最情绪崩溃、做任何事情都会被楼上打断、并立即陷入情绪黑洞的时候,他都一直陪着我,问我需要他怎么做更好——当他也终于偶尔情绪绷不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怪过我反应过度,而是坦诚交流自己压力也很大,问我们可不可以离开公寓住一段时间,让两个人情绪都稳定一点。

I would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him.

这件事给我的收获如下。

  1. 如果诉诸法律,立即、尽快,问题列好,咨询专业人士(很多学校和当地都有义务或者可承受价格的咨询服务);
  2. 保留证据,不要因为邻里/房东关系很好就总是当朋友处,能发邮件/短信就不要打电话/当面谈,最后都可能成为证据;
  3. 对家人报喜不报忧是正确的。这件事情跟我爸妈讲之后,我爸说“你要多理解理解人家”,然后说什么自己是房东的话、租客吵能怎么办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妈能理解我一点,但她还是建议我忍了,主要是因为“狗咬你你难道还要咬狗吗?“(这也算一个道理吧)
  4. 过负载的情绪压力找心理医生,不要全都倒垃圾给朋友;
  5. 但有一个了解你、能在你崩溃时听你诉苦、在你冷静下来解决时帮你想主意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shout out to Julie Su)。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糟心事。但如果遇到的话,希望这里的一些考虑和理由也能帮到你们。

重罪者还能投票吗? | 关于政治权力的思考

佛罗里达州对于犯重罪(felony conviction)的人是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就是不能投票。今天的planet money的主人公Angel因为青年时持枪抢劫,12年后刑满释放,他发现自己失去了投票权,并且佛罗里达有一百六十万同样的人无法投票。

于是在监狱里自学法律的他决定做点什么。虽然知道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推翻这项持续了150多年的法案几乎天方夜谭,他还是决定把这件事讲出来。

Angel四处游走、发声。他查阅到有研究表明,有犯罪记录的人们在行使过政治权利后,再次犯罪的几率远远低于平均值,因此重赋这一人群政治权力是很能促进社会改变的。他向法学院的教授发邮件、联系无数公益领域的律师。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会给人第二次机会的国家,政治权利也是一样。

其中艰辛太长不表,总之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把这项法案搬上了修正议会宪法的投票桌,65%的佛罗里达选民为这项第四修正案投了支持票,这项法案被通过了。


但Angel还来不及注册投票,就发现修正案本身虽然通过,共和党人却设置了许多绊脚石。

我们都知道法条是死的,但如何诠释法案则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这个修正案本身说,felony conviction刑满后可以恢复政治权利,但如果你是谋杀案的罪犯,则无法恢复——谋杀有一级二级三级谋杀,应该按哪一级实施呢?

还有一个最隐形、却也最一刀致命的解读:法条里说,刑满释放后即可以恢复政治权利——什么叫刑满(finish all terms sentences)?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刑期结束了,出狱了嘛。但是共和党人说不对,finish all sentences不光意味着你蹲完了监狱,你还得把各项大大小小的罚款都交了,全部交清,且拿出付款收据,才可以去投票,否则你就又触犯了投假票的重罪,又有可能进监狱。

这样一来,没有人敢去投票了。首先,很多刚出狱的人是没能力付清所有罚款的。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工作,只能从非常入门的简单工作做起糊口,往往再需要很多年才能付清罚款。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假如两个人犯了同样的罪,刑满都出狱了,决定他们能不能投票的唯一差别就是谁有钱能付清罚金?这个规则当时得到了很多公众人士的公开反对,乔丹、勒布朗都为这件事捐过款,基本就是帮你付清罚金,然后你去投票。

除了金额大小,佛罗里达的法律系统还极其复杂。你被发了钱,可能需要给这个县法庭交罚款,又要给州法庭交手续费,还要给法庭派的公益律师付工资,这些系统并不相通,你即使有钱都不一定能把钱交对。一旦你差了某个法庭的1美元,boom,你不quality投票了,你去投了票,你就是联邦重罪。


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在大选前修改这一实施案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佛罗里达有案底的人近半数是非裔,非裔又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么这么一小改,这一百六十万本有可能去参加投票的人,难说还有几个能冒着重新入狱的风险坚持投票。

这让我想起去年看Hasan Minhaj的脱口秀,他也说到,2016年大选的时候,红州的共和党突然给选举计票加了一个规则:你的选票信息上有任何、任何、任何一个微小的拼写错误,你整张选票就作废了。这个规则乍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你仔细一想,什么样的姓名容易被拼错?John Smith还是Akashaya Gomezarilla?非裔和拉丁裔的长拼写让他们的选票更可能出现拼写错误,而这样一个小规则就把他们的选票直接排在门外。


尽管困难重重,Angel还是去投票了。他觉得他失去了20年的政治权力值得他用任何代价来争取。于是他给佛罗里达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法律部门打了上百个小时的电话,终于挨个问清楚自己有没有欠款,并坚持让每一个法庭出具证明。最后他手里捏着一叠收据,才发现自己不但没有欠款,反而还多交了钱——他终于有合法身份去投票了。

投票开放的时候,他带着全家六口人开车早起去了投票站排队。从小流浪在街头的他,兄弟姐妹也有过犯罪记录,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过票。

Angel说,我们这样一个六个人的大家庭,没有一个人有权力去决定谁来管理我们的政府,谁来为我的生活制定规则,谁来成为我的国家的领导者。今天我们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去planet money听听原文,总之我听到后来真的热泪盈眶。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实施自己的选举权,付出了太多难以想象的努力。

还有几天就要大选了,最近无论在街上散步看到后院里的党派牌子,还是这几周连续刷屏的i voted小贴纸,我都能感受到选举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重中之重,它的公民也因为能参与这件事而觉得自豪。反观自己长这么大,我对“政治权力“这四个字的印象,空洞如一张白纸——话就说到这里。

另一个感慨是,非黑即白是小孩子的试卷题,生活则复杂和模糊得多,而人性,则是我们决定是否在这片灰色区域里驶向共情的一方。我们该如何解读一项法律?如何决定是否支持某一个群体?是否只是挥旗喊口号判定对错,还是真的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导致这个群体作出这样的“错误”决定,究竟有没有结构性不公的原因?

以最近关于家庭妇女的讨论为例,在简单站队“家庭妇女就是社会累赘”或“没有家庭妇女整个家庭就要崩溃“的对与错之外,是否可以更深一步思考,是否女性更难在职场获得晋升、因而更容易在婚姻关系中放弃职业发展?女性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妈妈就是应该更顾家”的洗脑,是否更隐形强迫女性回归家庭?

更深一步想,我们在今天作出的任何支持或反对一个群体利益的决定,都会成为未来实践者进步的基石。律师会引用历史判决案例,政治家会将区域趋势推广到整个国家,因而任何蝴蝶展翅的抉择,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起历史的风暴

无论是否享有政治权力,请对任何关于社会公平的行动慎之又慎——你的反对可能熄灭一个群体上升的希望,但你的支持也可能星火燎原,让黑夜向黎明的方向更近一点。

况味

做饭这个事情和生活中的其他事一样。

开始前有恐惧,总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后来误打误撞开始了,经历过水锅加油、忘记加盐的困窘,则渐渐摸出一些门道来。

此时觉得做饭不过如此,肉和蔬菜炒一炒都可以熟,加了盐和万能酱油,下咽毫无难处。因此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傲极了,彻底抛弃按图索骥,甚至笃信天赋在此,发明了许多肉+菜的万能混合搭配,并持续拍照记录进程。

但再做多了,才摸出一些门道来。譬如姜蒜爆香、快熟了再撒盐、临出锅放葱花等等,原本以为都是可以三步并作两步的细节,做多了、吃多了才觉得,菜与菜之间的差别就在这生熟之上的层次里。

感恩节的时候邻居送来一个意面的meal kit,意面肉末西红柿酱,除此之外的原料还有零零散散一大堆。彼时和一个德裔美国人约会,邀来一同下厨。我本想随便煮煮只当调情,没想到对方认真得紧,喝停我一切“差不多得了”的计量,严厉监工我打下手,一点点都

堵着气照菜谱煮了,耐着性子一点点把迷迭香剥下来,掐着表和罗勒、欧芹、辣椒碎照着撒进去。出锅一尝,惊为天人,甚至比在罗马时吃过一次而念念不忘好些年的街头小馆意面更余音绕梁。

从此又虚下心来。下厨房里的菜谱不再只看“懒人”前缀,去超市时也照着菜谱一一买好、尽量不替代。肉总要提前腌,冻鱼虾也室温解好。食物的况味微妙得很,就在这指尖大的差别里。

与人交往也一样。

早些年只觉得人与人之间因职位和背景不同,像是讲座后踊跃提问的大学生,问题是什么不重要,自我介绍总要加一长串头衔。

再后来人的背景都趋同了,谁的领英上都是co-founder,学生会主席反而难以翻译。却在这趋同中发现一些微妙的差异来。

有些人耐心、温和、有立场但不吵闹。有些人周全、有趣、和人谈话热情大方。这些都不是可以写在简历上的特质,但与这样的人相处,自在、快活、惬意。

时间再久一点,这种愉快被拉长、积累成默契和依赖。不必闪闪发亮,更不必每日如打卡式联系。对方像是你面前烦闷生活的安全网,实在走不下去了,就可以一回头,扑进一个怀抱。

奥威尔大概都不敢写这么直截了当的譬喻:吹哨人被政府机关噤声,吹哨人传谣的真相爆发,吹哨人死去。如果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觉得言论自由是身外之物,觉得一个网站删帖婶茶是情有可原,觉得政治是远在天边的一朵云彩,为什么大家要讨论政治哦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那李医生算是白死了。

公民的权力

这件事情的重点在于:一个公民,行使自己的正当言论自由权,甚至都不是公开发声(在校友群),结果被行政处罚。

不管他是不是后来拯救了世界预言成真,不管他最后是不是战役中死去,公民的权利早已被侵蚀得不堪入目,才是悲剧的源头。

正视并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监督权和言论自由。反抗删帖,支持发声者,不要安静的走入那良夜。不要因为有些事情已经成为常态就放弃抵抗。李医生的死并不是训诫的结果,但我希望他的死能让大家醒醒,能让大家看到公权力存在的意义。上一次错失的是一个家庭,这一次错失的是一个城市,下一次呢?

关于北大女生的悲剧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Natalie(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45250156/

北大女生这件事,很像前两天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我为什么觉得呆在政治正确的环境里反而舒服呢?因为没人拿你的身材、长相、种族说事。我们学校每年都有body positive月,漫天盖地的海报画着各种各样体型的人,口号是every BODY is beautiful。国内长大的女生都知道外界对女性身材的要求有多高,过百就是微胖,微胖就有人好心对你说”少吃点“,或者微笑着跟你说,你五官好美哦,再瘦个十斤就好了。

对,这种事听听也没事。但这些话看似苦口婆心,底下隐藏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你现在还不够好“?听久了,是不是就会觉得,那么我既然不好,it’s okay that shitty things happend to me. 北大这两个人的聊天记录,通篇都是大写的矮化丑化女方,只不过披上了“我这么爱你你却有瑕疵”的皮。从小到大听惯了这种“你有瑕疵”的控诉,女方心里本来就有隐隐的自卑,被这么一攻击当然溃不成军。

从小成长在充满爱和鼓励的家庭,接受了性和亲密关系教育的小孩,面对这种通过丑化你来击溃你的恶行会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我不是处我就脏了?那拎着你的金针菇burn in the fucking hell. 北大男生的看似自洽的逻辑,对于接受过平等性教育的女性而言,第一个假设就是错的,后面的推理当然不成立。但如果你从小就听着左邻右舍“哎哟女孩子未婚非处脏抹布”、糟粕故事里新婚夜丈夫发现没落红而休了妻子、垃圾男性上网号召女德下面还一票人鼓掌,你就很难识破这些陈述的荒谬之处。

我为北大女生的遭遇痛心,但更痛心的是有千千万万成长在同样环境里的女孩子经受着这样的洗脑而浑然不知。这件事对于性少数群体和男性也是一样:你是同性恋你就是有病的,你没出柜你就对不起我,你喜欢诗歌时尚你就是娘娘腔……说到底,一个不够多元、包容的社会培养起来的人,会对任何没有落在传统窠臼里的事物和人都充满恐惧,这种脆弱很容易被利用,非常容易被攻击。

怎么办呢?第一,性教育刻不容缓,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性选择、性向而受到歧视和攻击。只有这种社会的共识建立起来,才能在一开始就甄别出施暴者和控制者,阻止后来的悲剧;

第二,身边的支持系统也应该建立起来。原文提到很多女生的母亲浑然不知、女生朋友说“你怎么还不分手”,这些并不是有效的支持方式。如果学校和社会的心理辅导资源足够多、足够专业,周围朋友亲人也有意避开谴责受害者的意识,那么这个女生可能在恋爱前期萌生不安时就会去寻找帮助,而不是一再陷入自我怀疑中。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女权主义令人不适,因为它打破了原来社会的秩序:20年前你可以公然歧视一个未婚非处的女性并站在道德上风,而这种优势从哪来?有根屌就好了。现在这样的秩序正在松动,对于某些男性而言,他们不再拥有对自由选择性行为的女性的控制,这使他们的权益收到损害,他们感受到威胁十分正常。

但我也相信,仍然有一部分男性、权力上游的、非少数群体中的人,意识到这一秩序本身的荒诞,而勇敢站出来做出改变。北大女生的悲剧不是她一人的,是整个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悲剧。我们有义务去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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